差別在於，男性的性賀爾蒙循環單位是一天（事實上這也是為什麼「一天」被定義為24小時，追溯到最早就是根據男性體內賀爾蒙循環制定的），但女性的循環則是一個月，這就很明顯的，能夠在基礎上造成普遍男女性感受到性慾的頻率差異，但這只是非常明顯的族群差異，要討論性慾，需要專注的應為個體差異。

我曾前往蘭嶼尋找「鹿野忠雄的生物地理證據：球背象鼻蟲」，開啟一場極深刻的生物地理之旅。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所謂的「林下經濟」，例如上述野生山藥，或農路旁野地中大片生長、有著一條條長穗花序的野莧，取其嫩葉炒煮，微澀，卻爽口回甘。

文：邱一新 西拉雅文化復興，惡土之下的豐美資源 數百年來，左鎮一直是平埔族聚集地，經友人引見，認識了西拉雅族裔的茅明旭，知他十多年來致力於西拉雅族文化復興，追尋西拉雅先人遺留的蹤跡，解說西拉雅文化的前世今生，以致途中遇見人、或經過哪一戶，便能指稱姓買姓兵姓卓，又說哪個地區姓哀姓穆為主。去年來時仍須攀繩而上，可見手作步道具有某種召喚力量，凝聚眾人齊心打造愚公式夢想如果他的言論是真的，那麼「所有的克里特人都是騙子」便是假的，但既然他說的是「真的」，那所有人都是騙子，但卻又不包括他自己。相反地，運用怪異的語言表現，那麼句子本身就沒有意義了。之後，邏輯學的研究有飛躍性的進展，直到二十世紀前半，拜數學家的研究方法所賜，新的邏輯學誕生了，維根斯坦的老師羅素在這個領域留下偉大的功績。

維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分析哲學 無法言說的事，就只能保持沉默。」他也是克里特人，所以「所有的克里特人」應該也包括他在內。出海勞檢準備多，暈船暈到吐膽汁 楊尚書第一次出海勞檢是在民國109年，至今雖然已經有5次出海經驗，但他坦言還是最怕遇到暈船，所以每次出任務前，他都會做許多準備。

楊尚書說，暈船容易造成嘔吐、四肢無力，肌力、電解質流失也會讓他不太能爬跟走，影響工作表現，因此每次接到任務，他都會提前調整身體狀態盡量睡眠充足，出發前也都只吃白吐司、避免油膩或含糖食物等，在勞檢期間也絕對不進食避免暈船加劇。無薪資加給恐導致人才流失 （中央社）離岸風電是綠能政策不可或缺的一環，面對新興產業工安，全台僅11人通過嚴格受訓可以前往勞檢，但訓練費時辛苦、勞檢危險度又高，勞檢員卻無薪資加給，恐導致人才流失。台灣西部海域離岸風場陸續建置中，由於離岸風機包含海上及水下工程，相關工安不可忽視，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為此特訓勞檢員，楊尚書就是其中一名，談到離岸風電勞檢，他直呼「痛苦指數絕對遠勝於一般」。楊尚書說，常常1個月前規劃好要去，但出發當天卻可能因海象不佳而取消，只能打道回府。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組簡任技正陳志祺告訴中央社記者，台灣過去並沒有離岸風電的相關勞檢經驗，因此借鏡英國、比照英國規定要求勞檢員受訓。他也分享，後來聽從前輩的建議，每次出船一定會準備酸梅，如果暈船可以含著比較不會想吐，「真的有效，我每趟都會帶。

雖然每次執行任務之後都很累，這份工作也沒有專業或危險薪資加給，但楊尚書相當樂觀，他說，「戰士沒有選擇戰場的權利」，自己還是會努力完成每趟任務。圖為勞檢員及外國廠商等人在離岸風電前合影。除此之外，由於離岸風電的風機相當高聳，每次勞檢都必須爬到8、9層樓高的高度，海上天氣瞬息萬變，可能一瞬間就轉變成雷雨交加的壞天氣，因此也可能有曬傷、被雷擊中等風險。他也說，這個任務可以參與國家重大建設跟政策，每次出任務也可以接觸外籍人士跟最新科技也讓他覺得自己走在時代的前端，讓他覺得相當榮幸也不後悔成為離岸風電的勞檢員。

（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提供） 勞檢員勞檢須先受訓，台灣標準比英國規定更嚴 為了新興綠能產業可以順利進展，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組成離岸風電監督小組，挑選11名職業安全衛生勞檢員受訓並執行勞檢任務。圖為勞檢員楊尚書（右2）登上變電站後與外國技師等合影。台灣西部海域是建設離岸風機的熱門場域，有多個風場商轉或建造中，但離岸風機的作業型態與陸上大不相同、每個步驟都充滿風險，因此危險性也更勝於一般營造工地。依照全球風能組織（GWO）規定，勞檢員必須接受完整的基礎安全訓練課程（BST）並通過離岸風電相關工作體檢（OGUK）才能進出離岸風場或者執行勞檢任務，其中5項基本安全訓練，包含急救處理、徒手搬運、火場應變、高處作業跟海上求生。

（楊尚書提供） 維持體能備戰勞檢，薪資無加給不後悔 離岸風電勞檢任務耗時又耗費體力，為了能順利完成勞檢，楊尚書每天都會運動提升體能，舉凡慢跑、重量訓練、核心運動等，每次至少30分鐘，讓自己在執行任務時有比較好的狀態。不過，楊尚書也說，雖然平常都有運動維持體能，但每次出完任務都還是覺得相當疲累，「去一次回來可能需要休息好幾天」，體能才會漸漸恢復。

楊尚書說，他沒有懼高，但每次跳水都讓他感到恐懼，因為跳水會模擬最壞的天氣狀況，每次都是雷電、風雨交加的夜晚，不只有轟隆隆的雷擊聲，還有瘋狂打在臉上的雨水，他必須在這惡劣環境下從6米高的跳台跳水，因為完全看不到所以也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落水，即便到水裡了也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每次跳水都很容易嗆到，因此每次跳水訓練都讓他心生恐懼。依照全球風能組織（GWO）規定，如果要進出離岸風機風場或工作，依照行業不同有不同類型的安全訓練標準，其中勞檢員必須接受完整的基礎安全訓練課程（BST）並通過離岸風電相關工作體檢（OGUK）才符合資格

1957年《底片押稅進口辦法》出現，臺語影業可以藉和香港影視公司「合作拍攝」或是受香港「委託拍攝」進口底片並獲得免稅優惠，臺語片也因此在1957到1959年間攀上第一波高峰。而在臺語影壇面臨「彩色天花板」的瓶頸時，國語電影界倒是將國外的彩色底片買到斷貨，如此風潮不可謂不熱絡，和慘淡的臺語影業相較之下只能說沒有比較沒有傷害。所以，國民政府致力於立即改變臺灣語言生態的國語政策顯得過於躁進，剝奪臺灣人的文化權力、甚至會因為不諳國語而遭到差別待遇，讓擁有日文聽寫能力的臺灣「失語世代」成為「識字文盲」。而這些發展危機，比起商品市場的競存，更多是肇因於國民政府對臺語影視劇的不友善政策，使得臺語影視劇一路走得坎坷波折。文：高中生看世界／廖宥甯 臺灣有個好萊塢：戰後影視劇的臺語風潮（上） 臺語影劇浮生錄：戰後影視劇發展史 縱觀臺灣影視劇發展史，可以發現臺語戲劇在1950和1970年代分別仰賴電影和電視劇大鳴大放，但這些榮光似乎都極其短暫，無法獲得長期發展並建立穩定傳統的機會，讓臺語影視劇常面臨斷裂和低谷。不過，1960年代末期全球電影的「彩色化歷程」，又為剛重建不久的臺語影業帶來衝擊，當時全球的彩色底片市場被美國伊士曼柯達公司壟斷，黑白底面的進口來源也越來越不穩定甚至漲價，臺語影業又受限於政府的進口管制相關政策，在連器材都湊不齊的情況下，更遑論拍出好電影。

有不少臺語影人因此轉換跑道，集體轉進電視圈。國民政府積極「去日本化」的作為，反而造成臺語流行文化「自我日本化」的反效果，臺語歌曲在1950年代出現大量日本「演歌」元素，電視劇和電影也能見到臺灣人在日治時代的生活經驗與記憶，這種「脱中傾日」的現象，可以視為臺灣本省人為了療癒因語言政策產生的族群傷痕，尋求自我救贖和認同感的過程。

如導演何基明在1955年拍攝臺灣第一部自製臺語片《薛平貴與王寶釧》時，就發生過買不到電影底片的窘境，拜託中影將快過期的庫存底片借出才解決短缺問題。不過當代民眾識字率也逐漸提升，可以自行閱讀中文字幕，不再需要辯士講解劇情。

在絢麗的電影色彩背後，隱藏著政府介入電影市場的政治經濟學，臺語片在政府與市場造成的「黑白底片地板」和「彩色天花板」雙重夾擊下近乎窒息，不得不另尋出路。甚至到了戰後1950年代，日本片和洋片仍然是臺灣觀眾的最愛，所以還是能在劇院中見到辯士的身影。

底片進口限制政策：黑白樓地板和彩色天花板的夾擊與窒息 國民政府在戒嚴時期實施計劃經濟，限制貨品進口，而電影底片也在限制範圍內，民間進口底片需要預先申請、繳交高額進口稅，而國民政府早期將底片等電影器材視為奢侈品，所以購買國外底片還要再被課30%~80%的稅額。國語政策與方言節目：壓垮駱駝的稻草 國語政策的影響則可以從以下幾個面向切入： 1. 日治默片年代留存的臺語辯士消失 在日治時期的臺灣曾有有過一段「默片時代」，而「辯士」即為默片說明者，為默片或外語片配上旁白、為觀眾講解劇情。」，或是播報「枝仔冰來了喔，賴桑有人在找你」。因此辯士的消失除了與國語政策禁說臺語有關，也肇因於群眾教育程度的變化。

2. 1950年代的國語政策與臺語流行文化「自我日本化」 1950年代因為國語政策的強制推進，引發以臺語和日語為母語的本省人恐慌，臺灣人在日治時期因學校普及，大多都有學習日文的經驗，日語也因此成為臺灣不同族群的溝通工具，也成為臺灣人汲取現代文明和西方知識的重要途徑。但國民政府在1959年修改《底片押稅進口辦法》，將臺語片排除在該辦法的適用範圍之外，不少臺語影人不得不求助於「底片黑市」。

不過後來官方的國家貿易政策決定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推動一系列外貿改革，臺語影人因此搭上這波浪潮獲得喘息空間，並間接受益於美援引入的電影製片技術，臺語電影的「底片樓地板」在短暫崩塌後重新拼湊，1962年後臺語片的產量再度獲得提升。而在有聲片取代默片後，臺灣地區的日本觀眾可以聽電影的日語配音、或是看洋片的日文字幕，所以日語辯士受到衝擊漸漸退場。

而1959年教育部為了推行「國語政策」禁說方言，規定戲院禁止使用臺語辯士，讓不少臺語辯士丟了飯碗。日治時期的臺灣，若要擔任辯士則需通過各州警察審查，確認該辯士沒有「思想問題」方能獲得執照。

但臺語辯士仍常見於各大戲院中，因為臺灣觀眾依然需要辯士幫忙說明日語片、上海片和西洋片。而辯士除了擔任電影解說旁白，甚至有時會身兼鄉里廣播和維持劇院秩序等多職，在舞臺上讓大人「管好你家的囡仔而在有聲片取代默片後，臺灣地區的日本觀眾可以聽電影的日語配音、或是看洋片的日文字幕，所以日語辯士受到衝擊漸漸退場。2. 1950年代的國語政策與臺語流行文化「自我日本化」 1950年代因為國語政策的強制推進，引發以臺語和日語為母語的本省人恐慌，臺灣人在日治時期因學校普及，大多都有學習日文的經驗，日語也因此成為臺灣不同族群的溝通工具，也成為臺灣人汲取現代文明和西方知識的重要途徑。

」，或是播報「枝仔冰來了喔，賴桑有人在找你」。但臺語辯士仍常見於各大戲院中，因為臺灣觀眾依然需要辯士幫忙說明日語片、上海片和西洋片。

而辯士除了擔任電影解說旁白，甚至有時會身兼鄉里廣播和維持劇院秩序等多職，在舞臺上讓大人「管好你家的囡仔。甚至到了戰後1950年代，日本片和洋片仍然是臺灣觀眾的最愛，所以還是能在劇院中見到辯士的身影。

日治時期的臺灣，若要擔任辯士則需通過各州警察審查，確認該辯士沒有「思想問題」方能獲得執照。不過，1960年代末期全球電影的「彩色化歷程」，又為剛重建不久的臺語影業帶來衝擊，當時全球的彩色底片市場被美國伊士曼柯達公司壟斷，黑白底面的進口來源也越來越不穩定甚至漲價，臺語影業又受限於政府的進口管制相關政策，在連器材都湊不齊的情況下，更遑論拍出好電影。